宾馆用品批发
近日，商务部办公厅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商务领域塑料污染治理工作的通知》，公布禁塑限塑阶段性任务，要求到2022年底，全国范围内星级宾馆、酒店等场所不再主动提供一次性塑料用品；到2025年底，实施范围扩大至所有宾馆、酒店、民宿。9月4日，南国早报记者走访发现，南宁酒店用品市场已出现秸秆制作的牙刷、梳子，有酒店已不主动提供“六小件”等用品，而是设置“自取机”，顾客如有需要可刷房卡限量取用。
南宁一家酒店的工作人员演示用“自取机”取用一次性用品。 记者 赵劲松/摄
现状：
酒店一次性用品浪费惊人
连日来，记者走访南宁市多家宾馆、酒店，发现这些商家均提供一次性用品，比如牙具、浴帽、梳子、洗发水、护发素、沐浴液，部分酒店还提供护肤乳液等。除了基本的洗漱用具，有的酒店还提供剃须刀、擦鞋布、洗衣袋，毛巾、浴巾。此外，一次性拖鞋也是大部分酒店的“标配”。整体来看，酒店星级越高、客房档次越高，配套的一次性用品就越高级。
南宁一家星级酒店负责人林先生表示，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国内酒店开始陆续为客人配备“六小件”（一般指牙刷、梳子、浴擦、剃须刀、指甲锉、鞋擦），一度还被列入旅游饭店星级的评定标准，顾客也将酒店客房提供的一次性用品质量，作为衡量酒店入住体验的最重要标准之一。因此，很多酒店都在一次性用品上下功夫。
“我们采购的‘一次性用品’都是知名品牌的独立包装，每个月成本要几万元。”林先生说，他曾经考虑过不主动提供一次性用品，无奈消费者有需求，认为花了几百元住酒店，连洗漱用品都不提供，那就是“没档次”。更主要的是，所有酒店都在提供这些服务，“如果我们不提供，客源肯定会下降”。
对于不主动提供一次性塑料用品的要求，林先生表示，他已看到相关报道，“举双手赞成”。他说，这样做一方面能减少酒店运营成本和垃圾量，另一方面将有助于环保，减少浪费，“很多香皂、牙膏、沐浴露都是打开用一点就扔掉，很可惜”。
一份业内报告显示：2017年中国有酒店44万家，接待旅客48亿人次；调查发现，70%以上的香皂仅用过一次就被丢弃。按重量计算，每家酒店每天约有2.5公斤一次性香皂被丢弃，44万家酒店每年丢弃的香皂就超过40万吨。按照每吨香皂2万元的价格计算，仅香皂这一个“小件”就造成80亿元的浪费。
变化：
市场上出现环保材料牙刷
位于南宁市昆仑大道的大嘉汇·酒店用品批发市场，有数百家一次性用品商家聚集于此，这里是广西最大的一次性用品集散地。9月4日，记者在该市场走访发现，酒店一次性用品有基本的“六小件”，也有增加至“十件套”，每套的价格从几角到数十元不等。其中，价格差异最大的是一次性拖鞋，便宜的批发价不到1元一双，贵的则要二三十元。
“小宾馆就用最便宜的，大酒店可以根据不同需求定制。”一家酒店用品公司的经理周女士说，市场上的一次性用品主要来自江苏扬州和广东汕头等地，主要的材质是塑料，前来采购的顾客都是根据酒店的等级不同，选择不同价位的商品。从目前的情况来看，酒店为了控制成本，5元/套以下的产品是市场的主流。
记者注意到，酒店用品市场已经出现秸秆、木材等环保材料的产品。在一家酒店用品公司，秸秆材质的牙刷和梳子被摆在货架上，手柄部分有明显的“颗粒感”，但使用起来跟塑料的基本没差别。
“这是新产品，出于环保考虑，现在很多酒店都选择这种。”店主陈先生说，秸秆材料的制品成本稍高，牙刷每把最低要0.8元，配上牙膏后，整套牙具为1元。尽管眼下塑料材质的产品仍占绝大多数，但选择环保材质的酒店不断增多。
记者调查发现，在成本控制及环保限塑呼声越来越高的背景下，已有一些酒店对“六小件”做减法。
广西优程酒店管理有限公司运营总监陆女士表示，该公司在区内外共有50家门店，客房提供的一次性洗漱用品比较简单，仅有两套牙具和一把梳子，洗发水和沐浴液为灌装式用品，悬挂在沐浴间的墙壁上。
此外，南宁也有酒店先行先试，尝试不主动提供一次性用品。在南宁中心永恒皇冠假日酒店，一台“六小件”自取机被放置在酒店大堂，客人如有需求可自行取用。“比如，每个房间最多能取两套牙具、一把梳子，同样的用品不能多取。”酒店运营总监赖先生说，9月1日起，酒店将客房一次性用品放在自取机内，推行“自助”模式，顾客在刷房卡、输入姓氏后，点击相应的用品，就会落入机器下方的箱子中。目前，客人办理入住时，服务员会提前声明。
调查：
消费习惯一时难以改变
有业内人士指出，以当下酒店行业的规模，按照每间出租客房两支牙刷（每支含塑料0.01千克）和一把梳子（每把含塑料0.005千克）的用量估算，中国酒店业起码每天要消耗塑料59吨，每年是21535吨，占我国年产4000万吨废塑料的万分之五，且这组数据还不包含小包装洗护用品、一次性餐具等。因此，酒店行业不主动提供一次性塑料用品将极大推动环保事业发展。
事实上，这并不是我国第一次对限制酒店一次性用品作出规定。自从2011年1月1日《饭店星级的划分与评定》实施，正式取消了对酒店“六小件”客房用品的硬性要求后，上海、长沙、北京、广州等地逐渐开始减少甚至限制提供一次性用品。今年1月及4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和生态环境部都提到，禁止、限制使用的塑料制品包含了宾馆、酒店一次性塑料用品在内。
在业内看来，推动包括酒店在内的各行业尽快告别一次性塑料用品势在必行。不过，近年来，许多城市都曾尝试不主动提供“六小件”，但大都没有持续下来，实际收效不尽如人意。
“在规定正式实施前，很多酒店不会主动作为，因为一旦实施，可能会影响酒店效益和顾客满意度。”南宁一家五星级酒店负责人说，酒店行业竞争激烈，为了吸引并留住消费者，酒店争相为住客提供“无微不至”的服务体验。此外，顾客已经养成入住酒店使用一次性用品习惯，对消费者来说，转变消费观念也需要一个过程。
不过，该负责人认为，规定正式实施后，整个“大环境”将发生改变，如果需要致电前台或自取才能拿到一次性用品，顾客会逐渐失去便利感，而习惯自带用品。另外，付费的一次性用品更会减少消费者的使用欲望。
“酒店不提供一次性用品会减少浪费，更加环保，但确实带来不便。”市民刘先生说，他经常临时出差，如果全部日用品都要自己带，可能比较麻烦。同时，他还认为，房价里其实包含了一次性用品的费用，如果不提供一次性用品，酒店的服务是否会打折扣？酒店的房价能否降一些？他期待酒店行业能有更多的创新举措，让一次性用品“心甘情愿”地从住客房间里消失。
对此，上述负责人表示，他关注到国内一些酒店率先实行付费使用一次性用品，采取积分优惠刺激顾客自带日用品。顾客不使用酒店的一次性日用品可以得到积分，用于更换免费早餐或水果等。“规定正式实施后，房价有可能相应地下降一些。”
来源：
http://resource.cloudgx.cn/files/gxapp/News/202009/05/598186.html?_s=1599311382
郑州宾馆用品批发市场
鸿森大厦位于郑州火车站西侧，比大厦本身更为人所知的，是邻近聚集了众多来郑务工人员的二马路劳务市场。过去，每一个老郑州人都能在这里找到心仪的泥瓦工、服务员、厨师；现在，那些摆在路边写着各类求职信息的纸牌已不再多见，大多数人上了楼，成了鸿森大厦里的一名短暂过客。
鸿森大厦里的住户来自四面八方，他们中有嗓门大大咧咧总是烟不离手的彪形大汉，也有眼神狐疑做事处处小心的中年妇女，还有收拾得体却难掩落魄拘谨的失意青年。因为每天不到30元的租金，鸿森大厦成了他们在这座陌生城市里的落脚地，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心愿——尽快逃离这里。因为离开，意味着他们的生活有了新的机遇。
这是12月8日拍摄的鸿森大厦外景图。新华社记者翟濯摄
从站街头到上高楼，鸿森大厦的拔地而起，也彰显着农民工群体城市生活的变化。新年将至，我们实地探访了这栋特殊的大楼。楼宇之间，充斥的不仅是钢筋水泥，还有百味人生。
1
虚假的“外衣”
在郑州，如果提到鸿森大厦，知道的人也许寥寥；但如果问起二马路劳务市场在哪，十有八九能得到一个准确的答复。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一些来自河南农村的人自发在二马路集聚，形成了一个特殊的招工用人现场。和现今各类人才市场相比，这里用工没有那么多程序，一块木牌，几行大字，谈好价格即可拍板走人。前提是，雇主必须日结。
随着招工方式日益正规，二马路劳务市场也由盛转衰。曾经一群日结工蹲在路旁翘首以盼的场景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整洁的街道，和路旁“坚决取缔非法劳务市场，严厉打击非法用工行为”几个醒目的大字。
鸿森大厦，就坐落在曾经的劳务市场旁不远。这座在2011年才建起的大楼，从外面看去光鲜靓丽，似乎和城市中的其他高层建筑没什么区别。
可当我们走进大厦，才发现那层粉红色的墙漆不过是层虚假的“外衣”。阴暗，肮脏，破败……鸿森大厦丝毫不像一座只有10年“楼龄”的建筑。
这是12月8日拍摄的鸿森大厦楼道。新华社记者翟濯 摄
吕培第一次走进鸿森大厦时，心情极度压抑。“大厦的走廊阴暗，墙面被各种各样的小广告和黑乎乎的脚印覆盖，没有一个房间有一套像样的家具。我没想到在今天的郑州，还会见到过去八九十年代才能看到的景象。”吕培说。
鸿森大厦属郑州市二七区铭功路街道二道街社区管辖，吕培正是二道街社区书记。今年年初才调到二道街社区工作的她，会经常到这座大楼里转转，不仅是因为工作需要，这里也有她的朋友。
2
“从42间退到8间”
鸿森大厦的旅店老板王刚，正是吕培的朋友之一。因为时常要交代大楼的防疫、消防等事项，两人因此结识。除了王刚，这栋商住两用的大楼还经营着六七家旅店。
王刚1989年就到了郑州，本是工厂工人的他，因为家里超生，只能被迫下海。王刚从老家信阳辗转到郑州打拼，干过批发、做过销售、还打过零工，但生活似乎总在和他作对，在郑州的前20年，他的事业始终没有起色。
“做别的生意最难的是要账，逼得紧了，生意可能就黄了。2011年的时候，鸿森大厦刚刚建好，那时候火车站周边人很多，我就趁机经营起了这家旅店。”王刚说，虽然开旅店利润少了点，但也比欠账做生意强。
倒霉了20年的王刚，终于在鸿森大厦转了运。2014年到2018年，王刚的旅店生意不断好转，最红火的时候，他承租了42间房子，一个月能收入七八千元。
王刚在鸿森大厦的事业也有波折。2016年，有朋友撺掇王刚投资项目，王刚出于朋友间的信任，把当时全部30多万积蓄借了出去。没想到项目没成功，朋友却卷钱跑路了。“恨呐！虽然我们最后让他住了监，但这笔钱却再也要不回来。”提起被骗的事，王刚至今不能释怀。
王刚今年54岁，平时总爱穿一件蓝色的冲锋衣。信阳人聪明、乐观，王刚同样如此。不管生活多苦，别人似乎总能从他那双眯缝着的小眼睛中，看到笑意和憨厚。人生上半辈子遇到的坎儿没让王刚犯过难，但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的两年，王刚的日子却快坚持不住了。
疫情像一剂冷却剂，给每个人的生活按下了“暂停键”。人们的出行受限，郑州火车站的人流量明显减少，本就靠郑州火车站带动生意的王刚深受影响，“最近两年，几乎每天都没有客人订房。”
鸿森大厦里的租户房间。新华社记者翟濯12月8日摄
王刚没有坐以待毙。他试过在网上出售房间，也曾开着面包车四处拉客。他的房间从最初的五、六十元，降到现在十几元钱，“不是没有人想住，许多人来了想开空调，但我们根本承受不起，只能忍痛拒绝。”
客人不在，但房租还在。王刚每间房每个月要交1200元房租，没有生意，他只能把承租的房子一退再退。现在，王刚的旅店只剩下8间房间。王刚说，哪怕不干了，也要把欠的房租补交完。
“其实我知道，大家的处境是一样的。六楼的一家旅店，他们夫妻两口也快50岁了，带着各自70多岁的老母亲亲自做保洁。我有时候看着老太太佝偻着腰，在楼道里推着小车拿着簸箕，心里也不是滋味。如果他们有钱，能雇不到人做保洁吗？”谈起其他人的苦，王刚忍不住叹气。
鸿森大厦的一间旅店房间。新华社记者郝源12月23日摄
面对我们，王刚坦承，如果明年依旧如此，他准备放弃旅店生意。“我和爱人都是农村人，家里还有几亩地，她回老家照顾孙子和老人，我还留在郑州。听说现在跑外卖能赚钱，虽然辛苦，但好歹也有些收入。”
3
“过了春节，一定回学校上学”
小何今年18岁，是鸿森大厦里最常见的学生租户。小何在郑州市一所中专上学，我们见到她时，她刚在鸿森大厦住了两天。
三个月前，小何办理了休学，挂了学籍。小何说，她学习不好，在学校待着也是浪费家里钱，想出来上班挣点钱。和小何一起出来的，还有她在学校的室友小魏，她已经毕业的男朋友小李。
憧憬着外面世界的三人，离校第一站的目标并非鸿森大厦。“我们刚出来的时候，想去苏州的电子厂里打工。但去了之后才发现里面的活技术要求高，我们待了两个星期，发现根本干不了，就回来了。”小何说。
小何离校时，兜里只装了几百元钱。回到郑州一筹莫展的他们，一次偶然间，在“58同城”上发现了一份快递点的日结工作，“一天150元，就是负责分拣快递。这个活简单，我们当时觉得我们肯定能干。”
满心欢喜的三人，却没想到初入社会就被“上了一课”。快递点的人员希望他们干长期工，但小何他们想早点回家过年，坚持工资必须日结。软磨硬泡下，对方同意了小何的要求。辛苦工作一天后，小何去找对方要钱，却发现自己的联系方式已经被拉黑，在快递点也找不到对接的人。“为了这几百块钱，我们去了快递点好几次，现在还心疼着路费。”小何说。
最要紧的是，他们三人真的没钱了。“我们在网上搜到了鸿森大厦，没想到现在还有十几块钱的宾馆。旅店的阿姨听说我们被骗了，不仅同意我们仨住这儿，价格也优惠了。”小何说，一个人在外面，有了住了地方，心里就没那么害怕了，虽然“这里的楼道晚上没有灯，很黑，但周围的人都很友善。”
鸿森大厦入口处。新华社记者郝源12月23日摄
小何的老家在新乡市长垣县县城，她自诩“家庭条件不算差”。几年前，小何还是个叛逆的姑娘，“和爸妈没办法说话，一说话就吵架。”家里无奈之下把她送到了郑州读书，到了学校，她又总觉得“学费很贵，一个学年要一万多元。”离校前，小何的老师找小何她们谈过一次话，劝她们不要休学。但小何觉得“在学校成绩不好，上学也是浪费家里的钱。”老师见实在劝不动她们，撂下一句“要不你们就去感受下外边打工有多么辛苦”，准许了他们的休学请求。
“说实话，现在感受到了，心里有点后悔。”在外面闯荡了三个月，小何说自己长大了。“我们被骗的事，我还没有告诉我妈，她现在以为我们还在苏州。我妈有时候心疼我，会给我转点钱，300元左右，让我吃点好的。我说不要，她还是给我。”
为了省钱，小何三人每天只吃一顿饭，“只要20块钱”。他们住着旅店最便宜的房间，20多平方米的空间被简易的木板隔断，没有空调，和其他租户共用卫生间。小何说，她有时候无聊想看电视，但“那台老电视怎么拍都拍不响。”
最近，小何他们新找到一份炸鸡店的工作。“就在鸿森楼下，店长答应我们只干到春节前。我们是临时工，一个月3000多元，加满勤的话4000元左右，每周还有一天休息时间。”小何说。
“这次我们离家是最长的一次，很想家，已经迫不及待想要过春节了。”小何告诉我们，打完这份工，她就不在外面飘着了，“过了春节，我一定回学校上学！”
4
“俺今年47岁，兜里就300块”
刘强是一名建筑工人，在鸿森大厦住了有一段时间了。我们找到他时，他正在整理自己的皮衣，准备到附近的天桥下找活。
刘强今年47岁，皮肤黝黑，说话不紧不慢。刘强的老家在新乡市封丘县，他的村子邻近黄河滩区。“俺小的时候，夏天一地泥，冬天一脸土，村里的老百姓就是靠天吃饭，那些窝在滩里的穷日子、苦日子，俺这辈子都不想再经历了。”刘强说。
刘强本可以在村里安安分分过一辈子，但他16岁初中毕业就出来打工了，因为“想过更好的生活”。刘强去过湖南、四川、海南，干过饭店的学徒、机械厂的帮工，还当过一段时间木工。“最苦的时候，一个月才200块，现在在工地上虽然辛苦，但来钱快。俺这人脾气不太好，不是日结的工作俺不敢干，怕被老板忽悠。”刘强总是心直口快，有啥说啥。
和刘强一起干活的工友说，刘强是他们里最讲究的一个。其他人的衣服总是穿了又穿，但刘强每次出门前都要把自己拾掇一番。“恁别小看俺，俺虽然是个建筑工人，但俺出过国。”刘强说，2013年，他曾随当时干活的公司去过迪拜，“去之前俺还想过留在那儿发展，但去了之后才发现那地方太热。平时48度，不干活都浑身直流水，一年之后俺就回来了。”
刘强岁数不小，但至今还没有老婆孩子，“主要是一件事对俺打击太大”。20年前，刘强作为包工头带了200多个弟兄承接了一个盖楼的活，对方声称刘强先把工人带来再签合同。“结果俺把人带来了对方又反悔了，弄得200多个弟兄集体找俺讨说法。俺当时立下决心，一定要搞成一番事业再结婚，结婚了有牵挂了就搞不成事业了。”刘强说。
鸿森大厦的一扇窗外，车辆川流不息。新华社记者郝源12月23日摄
立下那番决心后，刘强就再没回过老家，至今已经18年了。“说出来有点可笑，现在事业上也没混成啥，已经一个月没找到工作了，兜里就剩300块钱。”刘强其实不甘心，但他胆小，有几个工程没敢包，都让给别人了。
刘强说，现在在街边找工作，凌晨四五点不起来，活立马就被抢完了。但刘强又总起不来，“俺也不知道为啥，都一把年纪了，觉还那么多。”
刘强的母亲今年73岁，自己一个人在老家住。刘强说，今年哪怕没钱也要回去，“好久没见俺妈，想她。”刘强人很怪，时而情绪高涨，亢奋完之后又是一阵低落。低落时他总嘀咕：“一直没结婚，最对不起的人就是俺娘。家里说过几次媒，但不是俺嫌弃人家，就是人家嫌弃俺。”
刘强也有计划，他计划养牛，因为一个亲戚也是养牛的，他经常去“考察学习”。“就是不知道能不能申请上贷款。现在不都在提乡村振兴吗？回家也许有点机会嘞。”刘强说。
5
目光，从未离开
近些日子，吕培去鸿森大厦的次数比以往更多了。
“办事处刚开了冬季救助动员会，我们每个社区都成立救助队，每天采取24小时不间断排查。鸿森大厦的租户以农民工居多，我们多走一次，说不定就能多解决点他们生活上的困难。”吕培说。
关注城市外来务工人员的目光，其实从未离开。发放“爱心救助卡”、张贴“爱心救助”海报，宣传农民工薪金相关政策……最近，二道街社区的每名工作人员都格外忙碌。二道街社区所属的铭功路街道办事处还专门成立了冬季专项巡查救助小组，全天24小时摸排辖区内的道路、游园、楼院、桥下等区域，对流浪人员“发现一个，救助一个”。
老甘是二道街社区的劳动监察，最近他的工作除了化解劳动纠纷，还多一项——给鸿森大厦附近的农民工免费派发早餐。
“就是尽自己一点微薄的力量。他们为了生活，起早贪黑，有些人连饭都买不起。吃饱肚子，才能干好活，回家过个好年。”聊起自己的义举，老甘直言“这些不算什么”。
“有些农民工想回老家，我们办事处出资给他们买车票。今年郑州疫情的时候，鸿森大厦整栋楼被封，有些人生活都有困难。我们给他们免费提供方便面、矿泉水、防疫物资，还骑着三轮车带他们去打疫苗。”吕培说，疫情期间，社区主动和酒店老板对接，保障无收入的农民工也能有地可住。
鸿森大厦楼下的理发室。新华社记者翟濯12月8日摄
鸿森大厦里，有即将经营不下去的旅店老板，有初入社会就被骗的学生，也有人至中年还一事无成的失意人。但让我们感触更深的是，这里的人们在贫穷中依然坚守着人性之善。
旅店来了新顾客，老板娘会热情地说，“妞，住啥房？俺这条件不中，房间要是不满意，随时可以换。”一群人在电梯门外客套，电梯门迟迟不关，一旁的外卖小哥却笑着说，“不着急，等你们。”一些农村社会独有的人情世故被珍贵地“移栽”到了这栋大楼，一点一点融化着城市钢筋水泥的冰冷。
采访行将结束，我们恰巧遇到一位新租客正在搬家。冬天的郑州天气愈发寒冷，但鸿森大厦里依旧人来人往。阴暗的楼道里，匆忙的脚步声不时响起，似乎在诉说着每个人对生活的倔强，对未来的期待。（应受访者要求，本文人物均为化名）
来源：半月谈新媒体
半月谈记者：翟濯
原标题：《鸿森大厦，楼里人间》
来源： 半月谈